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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民辦學校舉辦者身份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受理范圍并且民辦學校出資份額能否被繼承?

——洪文琴等訴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等確認民辦學校舉辦者、出資糾紛案

文/胡國杰 本文發表于《中國民商事案例精選》2014年11月期刊

本案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程序問題確認或否定(變更)民辦學校舉辦者身份(資格)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受理范圍;二是實體問題,洪文琴、洪紹軒能否繼承洪敬秋在歙州學校的出資份額。
【基本案情】
    1.當事人基本信息
    原告:洪文琴,女,1968年8月28日出生,漢族,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校長,住該校。
    原告:洪紹軒,男,1992年11月10日出生,漢族,重慶大學學生,住該校學生宿舍,系洪文琴之子。
    被告: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住所地安徽省歙縣徽城鎮百花臺開發區。組織機構代碼證48581698-X。
    法定代表人:洪獻忠,董事長。   
    被告:洪獻忠,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漢族,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董事長,住該校。
    第三人:方建成,男,1965年7月10日出生,漢族,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副總監,住安徽省黃山市歙縣百興園C區35號。
    第三人:洪善華,男,1934年12月20日出生,漢族,住安徽省歙縣三陽鄉三陽村13組,系洪獻忠父親。
    第三人:方愛香,女,1942年12月5日出生,漢族,住安徽省歙縣三陽鄉三陽村13組,系洪獻忠母親。
    案情概述
    2008年,洪文琴、洪邵軒將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下文稱歙州學校)、洪獻忠訴諸法院,訴稱:洪敬秋(洪文琴丈夫)于2001年12月6日主導創辦了歙州學校,相關登記原始出資人主要是洪敬秋,出資數額450萬元。2007年元月,洪敬秋因車禍死亡。洪文琴、洪紹軒認為其是洪敬秋的第一順序繼承人,應繼承洪敬秋在歙州學校的舉辦者出資權益,請求依法確認其為歙州學校舉辦者、出資數額260萬元、占學校52%的股權,并且確認被告洪獻忠(洪敬秋弟弟)不是歙州學校的舉辦者。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日作出( 2008)黃中法民二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確認洪敬秋在歙州學校的開辦資金出資額為350萬元。
    被告歙州學校、洪獻忠不服提起上訴,安徽高院審理后于2009年11月24日作出( 2009)皖民二終字第0161號民事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20日重審了此案(下文稱一審),并于2010年10月12日作出( 2010)黃中法民二初字第00006號民事判決:確認洪文琴、洪邵軒享有歙州學校出資數額260萬元、52%的出資份額。
    歙州學校、洪獻忠均不服重審判決,再次向安徽高院提起上訴,安徽高院于2011年12月作出(2011)皖民二終字第00093號裁定及判決。二審法院認定并裁定:洪文琴、洪紹軒就舉辦者身份(資格)確認提起民事訴訟不妥,應予駁回起訴;認定并判決:民辦學校的出資份額不能繼承,駁回洪文琴、洪邵軒訴訟請求。
【案件審理】
     1.【一審情況】
    2000年3月18日,黃山市教育委員會向歙州學校頒發了《安徽省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洪敬秋歷任歙州學校校長、總監、法定代表人。2007年1月17日,洪敬秋因車禍死亡。洪文琴與洪敬秋為夫妻關系,兩人生育一子洪紹軒。2007年2月4日,經歙縣教育局組織協調,決定暫由洪文琴代理董事長。2007年12月29日黃山市民政局向歙州學校發出責令改正通知書,責令其于2008年1月31日前辦理法定代表人變更手續。經歙縣人民政府研究,黃山市教育局、黃山市民政局發文同意變更歙州學校法定代表人為洪獻忠,雙方為此發生糾紛,洪文琴、洪邵軒訴至法院,請求:1、依法確認洪文琴、洪紹軒是歙州學校舉辦者,確認洪文琴、洪紹軒在歙州學校舉辦出資數額260萬元,占學校52%的股權;2、依法確認洪獻忠不是歙州學校的舉辦者。
    原審法院審理認為:《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和《民辦教育促進法》對舉辦者條件方面的規定就是“舉辦民辦學校的個人,應當具有政治權利和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本案民辦學校的舉辦者身份和出資份額確認糾紛,系自然人基于投資行為引起的、平等主體之間基于財產和人身關系產生的糾紛,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法律調整的范圍。洪敬秋出資舉辦歙州學校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其出資的財產應為夫妻共同財產。其出資后依法就其出資份額在歙州學校享有相應權益,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應依法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簡稱《繼承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財產,除有約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遺產,應當先將共同所有的財產的一半分出為配偶所有,其余的為被繼承人的遺產。《民辦教育促進法》等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民辦學校的出資份額不能分割或繼承。按照民法理論,洪敬秋的出資行為所產生的財產權益應當可以分割和繼承。故判決:一、確認洪文琴、洪紹軒享有歙州學校出資260萬元、52%的出資份額;二、駁回洪文琴、洪紹軒其他訴訟請求。
    2.【二審情況】
    歙州學校、洪獻忠不服原審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向安徽高院提起上訴:一、民辦學校的舉辦者投入學校的資產和積累歸學校所有,屬法人財產,不能適用婚姻法、繼承法。民辦學校作為公益事業、特定行業,其設立、變更、終止、財產處理均應適用《民辦教育促進法》,不存在繼承之說。二、本案舉辦者爭議不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依法應駁回起訴。兩上訴人同時對出資數額等相關事實認定亦一并提出了異議。
    洪文琴、洪紹軒辯稱:一、民辦學校舉辦者糾紛是平等主體之間財產、人身爭議,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疇。二、《民辦教育促進法》并未規定出資不能繼承,原審判決合法有據。
    第三人方建成答辯理由同洪文琴;洪善華、方愛香答辯理由同歙州學校、洪獻忠。
    安徽高院審理認為:其一,洪文琴、洪紹軒要求確認其是歙州學校舉辦者,實質是要求人民法院對歙州學校舉辦者進行變更。舉辦者是身份權確認或變更,依照《民辦教育促進法》屬行政許可內容,不能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應駁回起訴;其二,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規定,洪敬秋舉辦歙州學校時投入的資產在學校成立后,該出資投入款由歙州學校享有法人財產權,不再屬于洪敬秋個人或家庭所有,學校存續期間,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洪敬秋死亡后,該出資份額不得作為遺產進行繼承,但對因該出資所形成的財產權益,可以依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繼承法》的規定依法繼承。因此,在歙州學校存續期間,洪文琴、洪紹軒要求依照《公司法》、《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洪敬秋在歙州學校的出資份額的訴訟請求缺乏法律依據,不能支持。
    因本案在內容上既涉及程序又涉及實體,在適用法律問題上爭議激烈,后經安徽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研究,決定就上述問題請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為慎重起見,就相關問題咨詢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局、教育部等部門。安徽高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回函精神對本案作出了以下裁決。對程序問題依法裁定:(1)撤銷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黃中法民二初字第00006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二項,即駁回洪文琴、洪紹軒其他訴訟請求;(2)駁回洪文琴、洪紹軒要求確認洪文琴、洪紹軒是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舉辦者的起訴;(3)駁回洪文琴、洪紹軒要求確認洪獻忠不是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的舉辦者的起訴。對實體問題依法判決:(1)撤銷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0)黃中法民二初字第00006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一項,即確認洪文琴、洪紹軒享有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出資260萬元、52%的出資份額;(2)駁回洪文琴、洪紹軒要求確認洪文琴、洪紹軒享有安徽省黃山市歙州學校出資260萬元、52%的出資份額的訴訟請求。    
    
【律師點評】
    作為當前發案頻率尚少、包含諸多立法線條尚粗法律問題的新類型案件,本案所涉及兩個主要法律問題即民辦學校舉辦者身份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受理范圍、民辦學校的出資份額是否可以繼承,其觀點相左、爭議之大相伴于整個訴訟進程的始終。
    第一,確認民辦學校舉辦者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受理范圍。
    一、二審觀點相左的核心就在于對此類糾紛性質的甄別,一審法院認為此類糾紛系自然人基于投資行為引起的、平等主體之間基于財產和人身關系產生的糾紛,應屬民事爭議,忽略了舉辦者確認、登記、變更過程中所滲透的行政權行使的本質特征,二審法院正是從舉辦者確認、變更所適用的法律規范、辦理過程由表及里分析、剖析了該事項的內在法律特征,最終將舉辦者確認、變更事項正確定性為行政許可行為,將其與其它民事法律行為合法有據、涇渭分明地區別開來,從而糾正了一審錯誤,徑行駁回了原告有關舉辦者事項糾紛的起訴。
    第二,民辦學校出資份額是否可以繼承。
    一審法院錯判的關鍵就在于沒有厘清特別法《民辦教育促進法》與普通法《婚姻法》、《繼承法》、《公司法》的關系,沒有理解立法機關對于民辦學校特別是公益性民辦學校的宏觀政策導向和立法價值取向,也未認真、理性地重視兼聽雙方代理律師的合理化意見,造成了適用法律的根本錯誤。二審法院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本著審慎、理性的原則,對相關法律進行了深入細致地研究了《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相關規定和立法精神,特別是該法第三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有關民辦學校不得以盈利為目的、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財產以及辦學積累歸學校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等特殊規定,從而最終得出民辦學校出資份額不能繼承的法律判斷。更難能可貴的是,二審法院從審慎司法、能動司法的大局出發,將該案報送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從而使民辦學校糾紛涉及的上述熱點法律問題得以在最高司法機關層面得以厘清,使本案成為我國民辦學校舉辦者、出資者糾紛領域帶有指導性的案例。
    
【辦案心得】
        本案是本人經辦的一起感觸頗深、受益良多、波瀾迭起、全程充滿挑戰的新類型案件。因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復雜、各方爭議大,處理結果涉及到擁有數千學子、享譽當地的民辦名校的發展與穩定,因此,該案的處理不僅得到了黃山中院、安徽高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而且案件的處理走向引起了學校所在地兩級黨委政府的密切關注。案件幾經周折,經黃山中院、安徽高院兩次審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后才最終塵埃落定,是一起頗具代表性、指導性的案例。回溯代理歷程,體會有三:
    第一,作為一名律師具備該類型案件特別是新類型案件必要的法律知識儲備是代理工作順利開展的基礎。本案是一起涉及民辦學校舉辦者、出資者糾紛的新類型“冷門”案件。其法律規定、法律精神為相當多數的法律工作者所不熟悉,極易將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出資與公司股東、股權混為一談,從而使自己的代理思路在方向上陷入誤區。本人在代理本案前先后擔任了多家民辦學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門的法律顧問,對有關民辦學校立法嬗變、價值取向、法條精神的詮釋有所涉獵、有所研究,這些知識的儲備、經驗的積累可謂是本案“歷經風雨、終見彩虹”要中之要。
    第二,凡難事成于“韌”。五行八作,職場上遇到難事、碰到挫折實屬司空見慣。本案歷經一審、二審、再一審、再二審,歷時四年,兩級法院處理結果霄壤之別,最終塵埃落定。作為置身事中、親力親為的代理律師所費心智,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心理激蕩可謂甘苦自知。本人的體會是:只要我們把握了法律的精神、認準了正義的目標、堅定了攻堅克難的信心,我們就應當以百折不撓、抓鐵有痕的行動去努力、去承受、去克服、去圓自己的“勝訴夢”。
    第三,凡難案作于“細”、貴在“準”。本人的感知是:凡事實認定膠著、適用法律疑難的大案、難案。我們除了要有攻堅克難的“韌”勁和信心外。貴在分析情勢、選準思路,重在踏石留印、做細做實。本案是一起在案發地引起黨委政府特別是兩級人民法院高度重視的案件,且無任何權威案例可遵循,精準司法、慎重下判是兩級法院堅定不移的審判指針。那么,作為律師如何盡其所能向人民法院提供相關法律的規定、相關法條的詮釋依據即成為代理工作的中心。本案代理過程中,我們查閱收集了大量案例、規章、規范性文件和立法機關對《民辦教育促進法》相關條文的權威解讀,以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的“職業共同體”情懷和責任感、使命感,協助法官更加深入、更加準確的理解法律、適用法律、精準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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